中国教育史专题八：中国古代“性三品说”与 教育作用的关系
一、董仲舒的观点
人性学说是堇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。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。人性之中有“仁气”“贪气”，其中仁气即人性中有利于发展封建社会的道德因素，是主导方面；情欲之贪气即导致与封建社会道德相抵触的因素，是从属的方面。董仲舒又将人性与善区别开来，而善在这里指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。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，即性属阳，是仁的，善德；情属阴，是贪的，恶的。它必须通过教育，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，即所谓“性非教化不成“。可见，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，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，使人成为善人。因此，董仲舒提出了“性三品说”，他把人性分为“圣人之性”、“中民之性”、“斗昝之性”。“中民之性”是董仲舒对人性这一概念内涵进行规定的事实依据，他是就“中民之性”而言性。认为教育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，具有“中民之性”的人是教育的主要对象。
二、韩愈的观点
教育发挥作用是以人性为基础的，韩愈的教育思想也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说基础上的。韩愈从他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出发提出了“性三品”的人性假说，并以此为基础，阐述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观点。韩愈认为仁是受命于天的，人性也秉承天命，有上、中、下三品，还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项道德内容，上品的人是善德，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，下品的人是恶的。人性中除了性之外，还有情，情是人接触到外界事物后产生的内心反应。情与性是相对应的，也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清有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种具体表现。这继承了汉朝董仲舒的人性三品说，为宋代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作了铺垫。
汉语认为中性之入最多，教育能够使他们顺性克情，以达善行。他还认为决定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性，教育只能在已定的人性品位内发生作用，人性决定了教育的主要内容。由于人性天生就存在着等级差别，教育只能在这种差别内发挥作用。对于上品的入，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发扬光大；对于中品的人，可导而上下，尽量通过教育向上品靠拢；而下品的人，教育起不来作用。人性天生就包含着仁、义、礼智、信德道德内容，教育就是将它们开发出来，使其自动付诸实践。而儒家的经典，诸如“五经”等都是教育的最好教材。
韩愈从唯一注意的天命论出发，提出了“性三品”的主张。他又以此为依据，一方面肯定教育促进人性的变化，号召人们接受教育；另一方面认为教育作用有限，只能在已定的人性品位内发生作用，韩愈的人性与教育作用的论述具有明显的阶级性，这种人性论不但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作了合理的论证，而且也为绝大多数人接受封建的道德教育作了理论上的说明。
三、王充的观点
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，比较正确地阐述了人性与教育和环境的关系。他充分肯定了教育和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巨大作用，并提出了国家和社会应该保障教育工作的重要问题。王充认为人是有善恶之分，其原因在于禀赋的不同，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阐述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。王充把入性分为三种：有生来就善德人，即中人以上的人；有生来就恶的人，即中人以下的人；有无善无恶，或善恶混杂的人，即中人。但人性的善恶，并非受命与天，而是由自然的“气”构成的，人性“秉气有厚薄，故性有善恶”。他强调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，在他看来，人的善恶关键在于教育，教育可使恶人变善，使中人定型，也可使善人变恶。另外，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。他打比喻说：“蓬生麻间，不扶自直；白纱入细，不练自黑。”
董仲舒、韩愈和王充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“性三品说”与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。将其归纳在一起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三人的观点，更有利于全面把握“性三品说”与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。
